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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他乘对方去转身的时候，看着那个后脑勺怎么也刺眼，就情不自禁举起了手。他手里居然有一根钢条。
易眼镜是一个文弱书生，当年下乡的时候，一听说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了天，曾跑到后山上大哭了一场，痛泣有科学家走到自己的前头，已抢走了他为国立功的机会，完全是一个书呆子。呆子专做呆事。怎么就把人往死里打呢？事后他自己也十分后悔，说没想下手那样重，劈西瓜一般，竟然在人家脑袋上劈出一条沟，差点把脑浆劈了出来。他努力回忆着当时的姿势，计算着自己抡臂的角度和力度，似乎要通过他的精确计算，证明脑袋上那条肉沟与自己无关。
事情的解释，只可能是他在那一刻完全失控了，完全丧失理智了，感情用事了。感情是一种较为危险的东西，常常与严密周到的思考无关，与一个人的性格常态和处世常规也无关。一丝狞笑，一个顶在脑袋的枪口，一口喷在脸上的烟雾，一辆在皮鞋下吱吱嘎嘎破损的旧摩托，这些东西构成的侮辱和欺凌，足以使一个人感情迅速集聚和爆炸。换一句话说，感情用事的时候，大脑里常常活跃着一些刺激性的具象，抽象的概念和逻辑之网顷刻崩迫害，再没有什么可以丢掉的了。但他不能接受一种强制，不能接受来自宣传画里的目光和手指。
在昆德拉看来，反专制的观念里可能透出专制的性格。那么这到底是专制还是反专制？性格与观念两相剥离的时候，性格常常表现为一种身体语言，表现为"怎么做"而不是"做什么"，或者说是通过"怎么做"来隐秘地"做什么"。可惜的是，人们并不都是昆德拉，在这种隐秘的"做什么"面前常常是一个瞎子。很多理论教科书和历史教科书，只告诉我们谁是专制的而谁是民主的，但不告诉我们此人是"怎样"专制或"怎样"民主的；只告诉我们谁是立宪党而谁是保皇党，不告诉我们他们是"怎样"的立宪党或"怎样"的保皇党--比如说他们是不是有一根修长的手指，经常咄咄逼人地指向人们的眉心。在这些理论家和史学家看来，一根手指是人生小节，无关宏旨，不值一提。这正暴露了他们与昆德拉的区别，与文学的区别。
文学总是喜欢注意小节，注意生活中琐屑的具象，就像一个虚拟的在场者，注意现场中一切可看、可听、可嗅、可尝、可触的事物，因此与其说文学在关切着人们在"做什么"，不如说更关切人们在"怎么做"，即"做什么"之下隐秘地还在"做什么"。在文学家的眼光里，俄国的《夏伯阳》和美国的《巴顿将军》差不多是同一部电影。两部片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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