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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提基特拉机械建造于公元前2 世纪左右,目前已发现82 块残骸。这件古希腊天文学和数学理论相结合的产物,是世界上至今已知最早的齿轮装置。通过研究残骸上的齿轮,结合镌刻的希腊铭文操作手册,已证实这个机械装置不仅能计算恒星和行星的位置,还可以预测月食和日食。
然而希腊人又极具艺术气质。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是“正常的儿童”,也是人类童年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因此能“为艺术而艺术,为审美而审美”。这种纯粹,使他们即便是在纵欲和淫乐时,也毫无负罪感,更不会道貌岸然。只要干得漂亮,不管是谈天说地,还是寻欢作乐,都会得到满堂喝彩,而且喝彩的既包括朋友,也包括敌人。[4]
由此可见,科学和艺术,在希腊人那里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它们统一于单纯,统一于天然,统一于率真。事实上,希腊艺术原本就是感性精神和理性精神的统一。它们在尼采那里被分别叫做“酒神精神”(狄俄尼索斯精神)和“日神精神”(阿波罗精神),前者体现于音乐,后者体现于造型艺术,尤其是雕塑。
希腊精神是互补的。
同样,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也是一个互补结构。忧患是底色,乐观是表情,正如希腊艺术气质的背后,其实是科学精神。它们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塑造着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风貌。
也许这就是秘密所在——那些毁灭了的文明,很可能都是一条腿在走路。
然而希腊与中华,却又迥异其趣。
总体上说,希腊文明是外向和进取的,中华文明则是内向和求稳的。我们的忧患,其实是对乱的恐惧,对治的祈求。因此,尽管两种文明都有翅膀,飞行方式却截然不同。希腊人是远航,我们是盘旋。因为远航,他们浴火重生;因为盘旋,我们超级稳定。秦汉以后,甚至西周以后,无论怎样治乱循环改朝换代,都万变不离其宗。
这又是为什么?
[3]此节论述请参看邓晓芒、易中天《黄与蓝的交响》。
[4]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