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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面书生、江湖好汉、忠臣孝子，以上三类，大体上就是中国古代文艺作品中男性“正面形象”的主要类型。千百年来，这三类形象不断地在书本中被表彰，在舞台上被扮演，在民众中被传说，久而久之，便几乎成了中国男性的典型代表。
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幸而事实并非如此。比方说，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他们就代表不了。另外，生活中的文人、好汉、臣子们，大约也未必就是书本中和舞台上那个样子。也就是说，他们是被“说成”无性化和女性化的。
然而，问题的要害也许恰恰正在这里：明明其实“很男人”的男人，为什么一到了书本中和舞台上，便要被说成“不像男人”呢？为什么读者和观众看了以后，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反倒颇为欣赏呢？为什么千百年来人们这么说，这么演，这么看，却并无一人提出异议呢？这就只有一个结论：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是倾向于赞同和欣赏，至少也是不反对男人的无性化和女性化的。
要弄清这里面的奥秘和缘由，无疑是一件太费商量的事情。但可以肯定，它与文化的特质有关。中国文化大体上是一种农业民族的文化。农业较之畜牧业，缺少明显的性特征，而农业民族也不像游牧民族或狩猎民族那样，需要男性的攻击和冒险，毋宁说更多地还是需要女性的忍耐和精细。春播秋收有如女人的十月怀胎，精耕细作有如女人的纺织缝纫，农业民族的文化性格是很容易倾向于无性化和女性化的。
长达数千年之久的专制制度，则可能是另一个原因。我们知道，这种制度的一个特点，就是最终只承认一个人是男人。这个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纲独断”，是绝对的和惟一的阳刚。其他人则必须阴柔，在把皇帝“君父化”的同时将自己“臣妾化”。然而，当“乾纲独断”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时，他自己是否还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实也成了一个问题。大清王朝最后三位皇帝连儿子都生不出一个，便是证明。
与上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对应的意识形态，也是无性化和女性化的。道家和佛家的阴柔特征，已有不少学者说过。儒家虽然标榜“刚柔相济”，其实相当无性化。所以，讲“忠义”的江湖好汉无性化，爱“逍遥”的白面书生女性化，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忠臣孝子们，则介乎无性与女性之间。
这种文化传统的现代版，就是所谓“大老粗”和“小白脸”。
似乎很难给“大老粗”和“小白脸”下一个确切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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