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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是军事家，但首先是政治家，如果两者不能兼有，就无法成为权力的象征——法国的皇帝。军事家只能是政治家用以达到政治目的的手中利剑，而不是挥舞这柄利剑的人！林彪能做到既是利剑又是握剑的、独立自主的最高统帅吗？三军团也是主力中的主力，他们是红军的两只铁拳，彭德怀不仅比他资历深，而且指挥才能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都是军事家，却不见得都是政治家。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充分表现出林彪比彭德怀更懂得什么是政治！
彭德怀的“万言书”无疑是反映了真实情况的，甚至说得还没有实际情况严重。但问题却不在于事实，而在于方式、在于时机。大跃进中的失误，毛泽东也是清楚的，甚至知道得比彭德怀提出的还要清楚得多。开庐山会议就是寻求纠正嘛，就是请各位“神仙”，献计献策各祭法宝以渡难关嘛。彭德怀的弱点在于只着眼于国内经济状况，而忽略了当时的国际斗争，忽略了政治，忽略了毛泽东的心理因素。那时候，斯大林已经逝世五年了，在毛泽东当时的观点看来，苏联已经变修了，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的代表，革命的红星已经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陨落了，而引导世界革命的大旗应该高擎在中国共产党也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手上，马、恩、列、斯、毛的座次早已排定了！
当中国举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时，几乎所有中国公民都认为，代表世界革命方向的真正的马列主义大旗，只在中国的土地上高扬。现代修正主义成了世界革命的主要危险。彭德怀，你的眼睛怎么能只盯在饿死几个人的小事上而忘了国际国内的大局——帝、修、反呢？在赫鲁晓夫的眼里，中国的三面红旗无非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和经济建设上的幼稚病。在这里，伦敦大学的美籍教授斯图尔特·施拉姆作过这样的论述：
如果说赫鲁晓夫已经、或者很快就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对欧洲和美洲更为了解的话，那么他对中国人的心理却显得比斯大林还要无知。中国人也确实给了他一些抱怨的口实。那过于仓促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以及他们企图大规模地组织经济和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尝试，都造成了混乱，而且最终造成了灾难性的经济衰退。不管怎样，中国人坚持他们的政策，而且不顾苏联的强烈反对，坚持宣称已经找到走向共产主义的捷径（只在两点上作了有限的让步）。在赫鲁晓夫以及毫无疑义在大多数的苏联公民看来，中国是在浪费苏联给他们的宝贵人力物力……
所有这些情况说明赫鲁晓夫的恼怒是可理解的，但是，他的反映应是以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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