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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的每一个挫折，周恩来都感到自己负有直接和间接的责任，这种不贪功不诿过的品格给他带来比别人更多的自责和痛苦。周恩来的应变若定和临敌不惊的非凡静气，也无法改变目前严酷的现实。他深感自己是不自由的：上下左右的制约，使他的才智无法发挥，使他的主张无法推行。他必须执行上峰的指示，他必须代人受过，一种无力回天的宿命感在他的潜意识中漫漶开来。
世界上哪个人是自由的呢？他回想起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那满含委屈悄然离开会场的背影，心中不由涌起一阵酸楚：“以正确屈从错误，该有多么痛苦！”
回想1928年6月的莫斯科。中国共产党六大的召开，离大革命失败还不满一年。在这短促的日子里，中国革命走过了一段惊涛骇浪的路程。党在城市和农村的阵地遭到严重的打击，全国六万名党员锐减到不足两万人！
面对新反革命的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带着伤痕从血泊中站立起来，投入新的战斗。在这摸索和苦斗中，一种新的危险——左倾盲动主义，从右的血泊中抬起了头。
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左倾盲动主义取得了支配地位。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自然要负重要责任。他把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速度用一句话来概括，称作：“无间断的革命。”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这种论断的态度是盲从与思考。
党，毕竟很年轻！那时的周恩来刚满二十九岁。能够迈开探求的步伐，在黑暗中摸索，坚持下来就是伟大的，即使跌几个跟斗又算得了什么呢？
十一月会议，把主要希望寄托在广州暴动和两湖暴动上。冷酷的现实又无情地击碎了他们美好的期待。广州起义只维持了三天就失败了。人们不禁要问，主观设想和实际结果为什么完全不同？失败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党内斗争越来越激烈。一会儿说低潮，一会儿说高涨。
这种对革命形势判定上的重大反复，反映了认识上的不确定性，也反映了形势的变幻无常。这种迷茫游疑状态，曾使“多畏多虑”的周恩来常常沉入郁闷难抒的痛楚内省。他深知权力这把双刃剑，在用之不当时，既伤害革命也伤害自己。他甘愿把重大决策的重担，让给比他更具洞察力和坚定性的人去承担，而他在从属中去弥补有可能造成的损伤。在茫茫深夜中的探求者，一步迈对了，也不要看作无上光荣；一步迈错了，也不能看作终生耻辱。那种为了一时的政治需要，把一方升上天堂把一方踩入地狱的偏颇，既不是辩证唯物主义也不是历史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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