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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车轮驶入咸丰朝，一部分督抚利用国内战争所提供的特殊机会，不顾原有限制，越权采取各种措施，包揽把持军、财、吏诸政，使督抚职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完成由平时性向战时性的转变。与之不同，另一部分督抚虽也有变化，但仍拘于原有各种限制，远未完成向战时性督抚转变。结果，在激烈持久的内战中，前者建功立业，声威赫赫，后者或兵败身死，或失地被革；以至前者日多，后者日少，几成全国“改制”局面。随着地方武装的扩张，清朝中央的军权下移，地方上出现了军政合一的局面，这是清朝入关后从未有过的现象，中央对地方的严密统治局面终于被打破，原有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体系也陷入了严重削弱和解体的境地。其主要标志是湘、淮军的兴起。
湘系、淮系、北洋系构成了晚清地方势力坐大的基本环节，成为这一时期政局变化的主要轨迹。
罗尔纲先生说：“近世北洋军阀的起源，追溯起来，实始自湘军兵为将有的制度。”[1]19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镇压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清政府下令各地在籍大臣，连省督办团防。曾国藩采用新的方法，在湘将分散的地方团练合并，形成了独立的正规武装——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这支军队发展壮大成为一个震慑朝野的湘军集团。在湘军集团内部，曾国藩利用同乡、门生、故吏等地缘、血缘、师生的封建关系来形成军队的主干，并由这些主干自行在家乡招募士兵，这样便形成了从士兵到将领直至曾国藩为中心的层层隶属网络。军队所信仰、效忠的不仅是国家，更直接的是曾国藩个人了。湘军的这个特点，奠定了它在近代中国私人半私人军队先驱的地位。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进程中，湘军很快就取代了绿营而成为作战的主力。曾国藩等湘军领袖的地位，随着湘军集团的发展也不断上升，成为威慑一方的封疆大吏。他们在军事方面，用兵为将有代替了兵归国有，募兵制度代替了世兵制度；在政治方面，用督抚专权来对抗中央集权。湘军兴起以后，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地主开始掌握地方实权，从此打破了满洲贵族一统天下、高度中央集权的局面。同治以后，湘军将领中就有13人做了总督，13人做了巡抚，如江忠源、李续宾、严树森、刘长佑等都官至督抚，而李鸿章、左宗棠更是权倾朝野。“内轻外重”的局面遂告形成。正如范文澜所说：“曾国藩为首的湘军，挽救了满清，同时客观上也削弱了满清，满汉统治者之间，势力起着显著的变化，从此满清政权，逐渐向汉族军阀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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