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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主持船政、铁路、矿务等事务；文教方面，兼掌教育之权。尤其重要的是，总理衙门还拥有直接或间接指挥地方的权力。各省将军、府尹、督抚、通商大臣、钦差大臣应办事件，必须随时咨报京城总理处。各海口内外商情并各国新闻报纸，无论汉字及外国字，钦差大臣及通商大臣并各该省将军、府尹、督抚均按月咨送总理处。从制度上说，通商大臣直接对皇帝负责，不是总理衙门的下属成员，但在洋务运动时期，通商大臣所有上奏事件均需会咨总理衙门。这样，总理衙门的设立与职掌范围的扩张，就分取了地方督抚的许多实际权力，有利于中央加强集权和对地方实行较为有效的控制。
2.设立北洋通商大臣，以分南洋通商大臣的权力。
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国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打乱了清王朝的统治系统，引起了地方督抚职掌的变化。战前，有关对外交涉多由中央的理藩院、鸿胪寺等负责办理，外国使臣由礼部和理藩院安排接待。地方督抚除两广总督稍有例外，都无对外交涉的权力。从澳门来的外商，外国商务使节如有请求、交涉事宜，只能通过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代陈，再由两广总督或广东巡抚转奏，请命皇帝。鸦片战争中，英国侵略军沿海北上，清廷不得不下令沿海沿江各省督抚相机“羁縻”、“开导”。于是直隶总督琦善、两江总督伊里布先后同英军谈判交涉。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七月，道光帝命令两江总督耆英与伊里布同英国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继后又命令他们同美、法等国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与《中法黄埔条约》，打破了地方督抚从不与闻外交的格局和传统的做法，开创了地方官员参与对外交涉的先例。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清政府设立五口通商大臣后，将派驻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办理通商、交涉事务的钦差大臣，改由两广总督兼任。咸丰九年（1859年），五口通商大臣随着对外贸易经济中心的转移，改而移驻上海，并由两江总督兼任。从19世纪50年代以后，经过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汉族地主势力有了较大的发展。兼任五口通商大臣的督抚如叶名琛、黄宗汉、何桂清、薛焕、曾国藩、李鸿章等都是汉族官僚。尤其是曾国藩、李鸿章坐镇两江，大权包揽，频频开怀交纳外人，不能不引起清廷的疑虑。于是，清政府采取分权政策，把通商大臣一分为二，南北各一，以消夺汉族地方官僚在洋务外交方面的过重权力。在讨论薛焕担任南洋通商大臣一职时，奕訢就说过：通商交涉者若由两江兼任“事务更繁，诚恐该督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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