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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纷扰。”[4]将兴商视为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袁世凯认识到中国商业不振是因为：“良商畏避官吏几如虎狼，自保弗暇，奚暇远谋。”[5]“如欲切实整顿，必须办理商务者扫除在官习气，使官商一体，情意相通，并在各商萃聚之处，设立商会，分举董事，经纪其间，遇事联络声势，通力合作，以与洋商相角逐。有害则官为除之，有利则官为倡之。其有抑制凌铄者官为保护之，其有财力不逮者官为助成之。办理商务人员，又须常历各口，随时接见诸商，讨论中外商务情形，访询利病，相机兴革。又须与出洋人员，互通声息，协筹合谋，始可日有起色。”[6]为此他屡次申明所属官吏应力任保商之责，消除官场隔膜，上下齐心努力，促进商业发展，并以“滋民扰商”为由撤去十几个地方官吏的官职。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七月天津商务局设立，继之又分立商会。努力做到：“官与商可呼吸相通，商与商可臂指相使。有弊则易以革，有利则易以兴，有限于财力权力者，则为之扶掖以助成之，有受人抑制陵轹者，则为之纠察而保护之。”[7]这样，直隶就形成一个适合商家发展的宽松环境，官商之间有了融洽的关系，商业振兴也就有了希望。
与此同时，袁世凯集团对直隶省的工业、农业和教育的发展也不遗余力。袁世凯认识到：“欧、美、日本以商战立国，而于农业、工艺精艺求精。”[8]袁世凯认为中国应先发展与国计民生有关的纺织业，进而扩展到其他轻工业部门，然后再扩展及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随之直隶率先创办工艺局、考工场和劝工陈列馆研究制订商品制造之法。经过苦心经营，到1907年直隶成为“新政舆兴之地”，“有如旭日之东升，为全国所瞻式”。直隶尤其天津的工商业得到较全国为先的发展，出现了官商合办企业以振兴地方经济的热潮。袁世凯富于灵活性的经济政策大大刺激了直隶全省工商业的发展，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近代化生产产生的巨大效益和高额利润反过来又吸引着他发展工商业的热情。他任命自己的亲信周学熙为商务总办，创办一些实力较强的近代化企业，如著名的启新洋灰公司是以官款垫付，分批偿还，周学熙负责经营。这些企业从生产到利润分配都萌生愈来愈明显的资本主义倾向，构成后来袁世凯集团强大实力的经济支柱。
值得注意的是，袁世凯督直期间在维护资产阶级和民族权益方面做过很多的努力。开平煤矿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被英商以欺骗手段夺取，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初他任命周学熙等人积极筹款，准备设法收回。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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