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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创办福州船政局；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轮船招商局；光绪四年（1878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开平矿务局；光绪六年（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同年，左宗棠在兰州设立机器织布局；光绪八年（1882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机器织布局；光绪十六年（1890年），张之洞建立汉阳铁厂，创办湖北枪炮厂；光绪十九年至光绪二十年（1893—1894年），张之洞在湖北武昌设立纺纱、织布、缫丝、制麻四局。洋务运动扩大了地方的经济和军事势力，使地方督抚在军事、财政、工业等方面有了更大的自主权。新增长的经济因素，不仅使某些封建官僚在发展自己的势力地位时得到了好处，而且也已成为实力派地方官僚的经济基础。因此，各地为了“确保利权”，纷纷发展和加强管理这些新的经济企业，而这种趋势则自然地调整着旧的地方行政的管理机构，从而构成了地方对清政府中央集权的更大反力冲击。洋务运动不仅没有使清中央政府收回散落在地方的权力，相反，地方从经济军事实力上更加有了独立的保证，这是清政府最初决策时所始料不及的。
<h3>（三）外交方面实权仍握在地方大吏之手</h3>
清政府虽然旨在收回和削弱汉族地方督抚的权力，但洋务运动期间的历史表明，清朝中央政府并未能达到这一目的。清廷设立北洋通商大臣，原意在于限制南洋大臣的权力，但这一成果却为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所享有。发展到后来，李鸿章办理每一项外交事件并不一定事先征得总理衙门的同意，相反，总理衙门几乎办理每一件事情都要向他通报情况，向他咨询，汲取他的主张，他在北京的外交中枢中也发挥着独一无二的影响。
<h3>（四）军事方面效果更差</h3>
清政府为了限制李鸿章等地方势力而设立的海军衙门，由于总理大臣醇亲王奕譞的无能而实际上为李鸿章等人所私有。而清政府旨在控制地方军工而令崇厚于同治六年（1867年）在天津设立的机器制造局，也在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不断安插私人而居为己有。至于清政府化勇营为防军、整绿营为练军的结果，其军事力量也没有最终能够收回到中央政府的手中。只不过由过去的粮饷自筹变为由国家发饷罢了，这实际上更加有利于地方拥有和发展自己的军事势力。淮军在李鸿章直接掌握的30余年间，清政府何曾能够不顾李鸿章的意愿，能够调得动淮军？同治三年至同治四年（1864—1865年）间，清政府调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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