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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19世纪中国政治的变化和皇权权威的削弱看成是西方影响的产物，那只是一种表层的推理，起码只能算作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的话，那么可以说，中国政治变化的结构与趋向，主要是由中国社会自身的逻辑发展所决定的。从19世纪中叶开始，西方的影响虽然削弱了清政府的政治权威，但是，清政府真正的权威危机却是来源于下层农民的造反运动与统治阶级内部阶层的分离倾向。
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18世纪以来这一矛盾更加突出。康熙年间规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至雍正元年（1723年）又在全国推行“摊丁入亩”的赋税制度。这一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负担，但带来的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人口的急剧膨胀。清初全国人口只有几千万，18世纪中叶增加到1亿多，至19世纪中叶，中国人口已狂增到4亿多。人口与资源的比例关系开始严重失调：土地严重不足，劳动力极端过剩；农业的集约化经营到了极限；在不断开垦的边远地区，人口也日趋饱和。在这样的条件下，生产力的下降与生活资源的匮乏就显而易见了。与此同时，农民并没有因此而减轻负担，他们的土地不断被兼并，产品常常被搜刮殆尽，这就使得本来就已紧张的社会关系更加紧张，一场周期性的社会危机与社会冲突不可避免。伴随着这种社会危机的到来，是清政府的政治腐败，这表现在政府的财政和吏治等方面。清初，政府尚有财政节余，至乾隆、嘉庆年间，由于军费开销巨大和各级官吏的侵蚀，清政府的财政年年赤字。道光年间，白银大量外流，加上沉重的战争赔款，财政已经面临崩溃的局面。吏治方面，官僚机构冗员充斥，官员结党营私，上下贪污成风，乾隆时的大臣和珅居官期间竟搜刮民财达白银8亿两之多。无疑，政治的腐败增加了下层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所有这一切引发了一系列的民间反抗运动，诸如西南苗民的起义、秘密会社的兴起、白莲教起义等等。虽然这些反抗运动一次又一次地被清政府镇压下去，但最终还是酿成了一场更大规模的反抗风暴——太平天国运动。
1851—1864年洪秀全发动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反抗运动。咸丰元年（1851年）金田起义后，太平天国将矛头直接指向腐败的清政府，公开向清王朝的政治权威发起挑战。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克南京，改名天京并定都于此。随后，太平天国建立了自己的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机构，颁布了一系列内政外交的政令，并派兵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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